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纪念王国维 | 一代国学大师为何选择自杀?

2017-05-24 60万学者已加入 壹学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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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:荠麦青青

谨以此文,纪念王国维先生逝世90周年。

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。但如果有个人站在了群山之巅,大道难及,无与争锋,那么,他足以被顶礼膜拜,拥戴万千。

(一)

梁启超赞他:“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。”

郭沫若评其:“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,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,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,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。”

伯希和难掩崇敬之情:“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,惟王国维及陈(陈垣)先生两人。”

王攸欣对其推崇备至:“王国维寥寥几万字的《人间词话》和《红楼梦评论》比朱光潜洋洋百万字的体系建树在美学史上更有地位。”

胡适亦鲜见地厚此薄彼:“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,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......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,首推王国维与陈垣。”

所以,1927年6月2日,王国维一去,国学少了半壁江山。

(二)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,朱颜辞镜花辞树。”

在那首著名的《蝶恋花》里,他曾慨叹岁月无情苦,沧桑了容颜,蹉跎了韶华。那仿佛秋风扫落叶一般匆遽而去的时光,将我们的生命劫掠一空,蓦然回首,只余遍地狼藉与难言嗟伤。

但人间留不住的岂止是“朱颜”,还有他的那一颗决然赴死之心。

1927年6月2日上午,王国维辞别清华园,坐上黄包车,来到颐和园,漫步过长廊,在石舫前兀坐静思,后踽踽独行至鱼藻轩前,当他吸起纸烟时,没有人知道那一刻,在烟雾缭绕中,这位国学大师是否有过稍许的踌躇?只是烟蒂燃尽后,他便跃入湖中。当园中清洁工人惊闻声响,将其从水中捞起时,王国维已气绝而殁。

噩耗传来,举国震惊。

王国维投湖前夜并无异样。前一天,他还参加了清华园学院毕业生的叙别会。下午当得知有学生去其家中拜望后,急忙赶回,与之切议国事。

当晚,友人来访。 明清史学家谢国桢记录下这次会面:“先生未逝之前一夕,祯尝侍侧,谈笑和怡,诲以读书当求专精。既而曰:‘时事如斯,余全无可惜。惟余除治学外,却无从过活耳。’盖先生之死志,着之久矣。”

夜里,他并未辗转反侧,熟睡如常。

死志已定的人反倒会更加从容。傅雷自缢前,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给朱梅馥的胞兄。一桩一件,事无巨细,都逐一交代清楚。那晚,夫妇俩将床单撕成长条,然后搓成绞索,挂到落地窗钢架上。临行前,他俩还在地板上铺了一床棉被,惟恐木凳踢倒后会影响楼下保姆的睡眠......

王国维的妻子在他投湖后亦不复生念,善后事宜即将结束时,悲恸难已的她也留下了一份遗书,一一叮嘱后事。被不满十四岁的孩子发现,于是哭求与母亲甚是交好的郑桐荪教授的太太郑伯母去力劝,“郑伯母叫我不要惊慌,说她一定尽力说服母亲,要让母亲看在儿女的份上,多管我们几年。然后在家中,由我哀求,钱妈劝解,三人合作总算打消了她的死志。母亲说了一句:‘好吧!我再管你们十年。'我才如释重负放下了大半个心。”

逝者长已矣,生者如斯夫!

(三)

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出生于浙江海宁一寒士之家。四岁时,生母不幸病故。十一岁前,父亲一直奔波于外,从小仰赖祖姑母抚养。“及冠”之年遵父命与一商人之女莫氏结婚。1906年,父亲去世。1926年,他的爱子王潜明因突染伤寒,不幸病逝,而诸子女中,他最心疼有加的就是这个长子。

幼年丧母,中年丧父,晚年丧子,由此可见,王国维一生都处在一种不断失去亲人的哀痛之中。长期的丧离与孤苦,让人不得不怀疑“无常”之境,是否会终将一切席卷而去,徒留断瓦残垣,空对满目疮痍。

但他卓越的才情自年少时便已光彩灼灼,曾与陈守谦、叶宜春、诸嘉猷被誉为“海宁四才子”。

王国维早年也与其他汲汲于功名的学子一样,曾经一心想要入朝为官,但“黄金屋”与“颜如玉”并非他热衷功名的第一要旨,“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”,仍是他的抱负所在,但他命乖运蹇,尤在日落西山的昏聩帝制下,屡应乡试不中,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。

1898年,二十二岁的他进上海《时务报》任职。在此之前,西方列强的枪炮声震醒了安坐书房的他:“未几而有甲午之役,始知世尚有所谓学者。”于是,一腔热血的他想以新学报国。然家贫无资以供游学。到上海后,在报馆以笔为椽之余,到罗振玉办的“东文学社”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,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是他选此科目的最大初衷,那时的他焚膏继晷,苦学励志,不但通晓日文,德文和英文也皆有所擅,并成为国内第一个通读康德、叔本华原著的人。

因缘际会,他在那里得以结识“东文学社”的主持人罗振玉,并在罗资助下于1901年东渡扶桑求学。

不足一年,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。执教于南通、江苏师范学校,讲授哲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等,同时孜孜于文学研究,开始其“独学”阶段。天涯漫漫,跬步必积。

四年后王国维随罗振玉入京,任职清政府学部。为他带来巨大声誉的《人间词话》便于此诞生。

尽管辛亥革命后一度流寓日本,但从国内不断传来的动荡消息常让他陷入忧国伤时的心境中,因此对家国难舍的他,于1916年,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,并继续从事甲骨文、考古学研究。由于成就斐然,名声日隆,1922年被北京大学聘请为国学门通讯导师。翌年,由蒙古贵族、大学士升允举荐,应召任溥仪“南书房行走”,食五品禄。

1925年,王国维受聘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,这是他人生的最后驿站。当时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(一说吴宓)被称为“五星聚奎”的清华五大导师。

王国维在清华期间,心无旁骛,躬行慎独。讲课时不说废话,以说明题旨为度。他人已说过的东西,从来不抄袭,不掠美,不诋毁,说话负责,做事谨严。学生去讨教,他有问必答,遇到自己知识上的“盲点”,他直言“弗晓得格”(不知道)。

先生性情冷僻,但只要和人谈起学问,便欣悦异常。

一次他的学生姜亮夫填了一首词,想请王国维指正。他晚上七点半到王家,王国维看过后说:“你过去想做诗人,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,感情少,词是复杂情感的产物,这首词还可以。”说完便伏案帮他修改,全神贯注,毫无敷衍,一改改了近两个小时。

晚上九点多,姜亮夫告辞,王国维要家人点着灯笼跟他一起送姜亮夫,一直送到清华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,等姜亮夫过桥后他才返回,他对姜亮夫说:“你的眼睛太坏,过了桥,路便好走了。”闻此语,姜亮夫几乎落泪,此后一生难忘。

作为一代大师,他学识高蹈,满腹经纶,又殷殷不倦,诲人以诚。庶几满城桃李,高徒门生遍及中国的学界。

(四)

有道是,气骨愈高,谋生愈拙。王国维先生早年写给朋友许同蔺的信中就多有“大抵合群二字,为天下第一难事”的议论。王国维不喜享乐,憎恶满嘴仁义道德,却做尽腌臜之事的伪君子,厌弃恶浊之世,求精神之自由。怎奈世间污水横溢,蝇营狗苟之辈难以同道。

岑参曾在仕途失意时,借他人之遇嗟叹:“怜君白面一书生,读书千卷未成名”。但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,最后岑参终成一代边塞诗人。

王国维未及宦达,以展雄才,却留下了卷帙浩繁的煌煌巨著以耀千秋。

作为一位全才,不仅跨越古今而成名,也是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的一代国学大师。王国维之学涉及文、史、哲、甲骨学、经学、文字学、美学等,博学广猎,皆有建树。王国维涉及各个领域的著作中,无处不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光芒。

先生从哲学入手,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。虽然他曾说过“哲学之说,大都可爱者不可信,可信者不可爱”的话,但叔本华、尼采、康德的哲学思想,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,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。而对《红楼梦》独辟蹊径的评析,则是他以全新的视角俯瞰这部古典集大成者的研究成果,开创了“西为中用”的治学先河。

他目力所及,文学、戏剧、词曲,皆成钟情之物,《宋元戏曲史》、《戏曲开源》等著作相继问世。一向难登大雅之堂的戏曲,才真正步入文学艺术的殿堂。特别是他的《人间词话》,是作者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,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。

著名的“境界”一说,把古典诗论,引入到一片碧空万里,寥廓无界的美学视野,为中国诗学、中国美学研究作出了“里程碑”式的伟大贡献。

在史学研究上,更是屡建奇勋。《说商》、《殷周制度论》、《敦煌所出汉简跋》……从商周到元明,两千年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翔实的考证。尤其是对于甲骨、竹简、钟鼎的辨析诠释,可谓有开鸿蒙之功,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。梁启超说这是王国维治史中之“一绝”,堪称史学泰斗。

虽然他一直拖着一根长长的大辫子,但他在学术和精神上,一直卓然而立。

一次,北京大学邀请王国维到校参观。为旌其高节,以示敬重,校方预先布置好夹道欢迎,却被王国维一口回绝。理由是:欢迎者有各式人等,中间免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者。

不卑事权贵,亦不溷从异道,这就是王国维。

辛亥革命后,尽管王氏与溥仪小朝廷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,但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仍是用在学术研究上,并没有因这一身份羁绊了自己的研究兴致,而他聘、辞北京大学教职一事也可以看出他的不攀附,不流俗,足见其人格的独立。

从1917年起的六年中,他四却马衡、一却张嘉甫,终于答应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,却又于两年后的1924年挂冠而去。个中原因,在给好友蒋汝藻的信中表露无遗:“弟以绝无党派之人,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,故一切置诸不问......”显然,王国维是徜徉于学术独立而有意识地疏远政治。

不仅追求学术上的独立,在做学问时,从不拘于时,亦敢破敢立,开一代风气之先。他的“学无新旧”、“二重证据法”、“中西化合”等方法,对构建中国现代的学术思想乃至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,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不慕权术,不通钱术,只埋首于学术,砥志研思,苦心孤诣。如此,方铸就了一代无人比肩的国学大师。

生前,虽身负“五品朝官”之名,死后却是两袖清风。遗书谓其子:“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,然苟谨慎勤俭,亦必不至饿死也……”尽显清节之气,更见慈父之恤。

在清华园时,王国维的几个年幼的孩子颇为淘气,总爱到前院去玩,有时聒噪不休,妻子怕他们吵扰了王国维,就拿着一把尺子将他们赶回后院去。但他们却躲在王国维背后,而舐犊情深的王国维则一手持卷继续阅读,一手护着他们满屋子转。

在其去世后,他的孩子每每忆及此,总是怆然泪下。

(五)

投湖前,王国维留下一封遗书。“五十之年,只欠一死,经此世变,义无再辱”。除了那份简短从容的遗书之外,再也没有找到一代大儒告别人世的任何因果。

梁漱溟曾将别人挽其父梁济的联语“忠于清,所以忠于世;惜吾道,不敢惜吾身”移用到王国维身上,陈寅恪亦用“一死从容殉大伦,千秋怅望悲遗志”来概括王国维之死,从表面上看,这是梁、陈对王国维惺惺相惜,但从深层次看,则是他们透过王国维个人悲剧命运的表象,看到近代社会变迁导致文化价值丧失后产生的深层精神之怆痛。因此,在陈寅恪看来,王国维之死是“文化托命”的表现。

关于他的死,还有其他种种猜测,“逼债说”“阻谏说”,不一而足,各有值得取信处,亦有主观臆断之虞。

但无论是哪种,我认为都可以归结为一处,那就是殉于道,死于志。白岩松曾说过一句话:“理想主义者,最容易成为颓废主义者”。

未竟之志,难遂之愿,家国之危,理想之殇,是胸中块垒,如鲠在喉。但他不能以行尸走肉一般的颓废者姿态,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嘴脸以苟且偷生,于是义无再辱,慨然自沉。

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梁漱溟曾在《人生第二态度》里说,中国式底人生,最大特点莫过于他总是向里用力,与西洋人生总是向外用力者,恰恰相反。”

向里用力,便容易反躬自省,容易求诸己身,郁结难抒,块垒难消,便以自毁的方式完成对“乌托邦”式理想的最后“救赎”。

有人说,屈原投江,与王国维沉湖,一个在传统文化的源头,一个在传统文化的尾端,它们像两座界碑,标定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。只是,王国维比屈原多了一条思想上的辫子而已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王国维无意识地在效仿屈原,“误”认为昆明湖就是汨罗江,他堕入了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很难解开的一个迷局。沧浪之水清兮?沧浪之水浊兮?垂柳无语,见证了一代大师悲怆跃湖的身姿;波光无声,映照了封建时代最后一位士大夫的倒影。

王国维的一生,叩问于哲理,精求于史学,痴迷于文学,往复于“人生”。问题在于,他的死是不是说明他往复于“人生”的途中,如浮萍失根,鸿鹄失飞,无得归所?

在塞万提斯的笔下,堂吉诃德挺着生锈的长矛向风车冲锋,王国维没有长矛利剑,这具盛载着独立思想,自由意志的身躯是他对精神圣殿的最后祭献。

与其说他捍卫的是一种难以折从污道的人格,不肯苟活以自辱的尊严,不如说,是在以一己之力无法挽狂澜于既倒,扶大厦于将倾的困境下,用形体之寂灭,换精神之永生。

《庄子·德充符》中表达了一种生死观:“仲尼曰:‘死生亦大矣,而不得与之变,虽天地覆坠,亦将不与之遗。'”对此知行合一的一代文学家、画家木心,历经劫难而幸存下来,他说,“你要我毁灭,我不!我以‘不死'殉道。”而这,又何尝不是为个体的气节与人类的傲骨奉上的“投名状”?

(六)

做学问如他,由发轫的“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”,渐达修炼如禅一般的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,直至境界全出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,灯火阑珊处。”枯坐如僧,苦行至臻。极致于学,亦极致于生。

王国维先生纪念碑,在其自沉两年后,屹立在清华园中,陈寅恪教授亲自撰写碑铭,用金石般的文字,称其“惟此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,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”。

而人类的文明,无非是这些光芒的汇聚。灼灼其华,难掩赤心,震古烁今,辉耀华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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